数字法学研究为什么要引入实验方法 数字法学实验主要聚焦立法和司法、执法领域的数字化研究，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赋能立法、司法和执法，提升法律运行的质效。
从其内容来看，该应急性司法政策就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文件如出一辙且亦步亦趋。(58)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 中国语境下的展开》，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974页。
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查处非典期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时，就依据《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专门指出要重点查处政府及有关部门，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传染病防治失职三种行为，(61)进而指向具体的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和妨害传染防治罪。也就是说，面对特殊时期的维稳社会需求，法的稳定性被一点点消逝瓦解，司法政策尤其是刑事司法政策僭越法律体系，应急性司法政策的运用风险随之产生，且该泛用和滥用情形在基层司法审判中体现得尤为明显。⑨也就是说，面对应急时期的不稳定社会秩序，当常态法律框架解决涉灾案件可能会遇到特殊实施难题时，暂时性的应急司法政策无疑将是恢复秩序、维护稳定的最优选择。不过，该依据并非是指将应急性司法政策直接作为司法大前提，而是指引确定大前提。最终通过具体的刑事、民事、行政裁判和执行发挥作用，是特殊状态下通过政策的司法治理之重要方式。
①尤其是面临国家重大改革、社会矛盾激变、经济任务调整以及社会公共突发事件出现之时，该治理特色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社会矛盾、社会关系未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不适宜做出重大调整，否则将削弱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57]蔡聪：《我国实现残障人信息无障碍的挑战与新方向：以〈残疾人权利公约〉为视角》，《人权》2018年第2期，第70页。
进入专题： 人权 数字人权 代际人权 数据权利 。就数据权利而言，其义务主体为具有较强数据信息处理能力的社会主体，主要为大型企业或专业数据化企业，以及一部分具有数据信息处理能力的行政机构。[34]要论证一项权利属于人权，可以从人权的正当性与实证法两个层面进行论证。例如在涉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储存用户数据的数字爱尔兰案件（Digital Rights Ireland）中，欧洲正义法院认为，对数据权利的违反构成了对基本权利的严重违反。
一方面，数字科技的发展本身就对一部分群体构成歧视，加剧了社会不平等。[101]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
George Kateb, Human Dig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27. [42]Carol Gould, Globaliz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12。因此直接认定数字人权属于第几代人权，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政治性的判断。[86]《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1款。[93]韩大元：《宪法文本中的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法学家》2004年第4期，第8页。
[104]郑智航：《人工智能算法的伦理危机与法律规制》，《法律科学》2021年第1期，第14-26页。一方面，可以将该权利视为我国宪法权利中的派生性权利或辅助性权利。通过分析某种权利是否属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可以从另一个层面验证这种权利在某个国家与地区是否具有人权属性。便利获取电子传输的信息以及信息的生产、交换和传播，是国家的一项义务。
当前我国已经整体进入数字化社会，数字基础服务的权利已经成为生存权和各种基本权利的直接支撑。很多学者指出，数字化时代的言论自由权利应该摆脱个人—国家的二元框架，从个人—社会权力—国家的框架重新看待数字化时代的言论自由、平等保护等基本权利。
[32]Jack M. Balkin, Information Fiduciarie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49 U. C. Davi L. Rev.1183(2016). [33]侯健：《人权何以成为人权：证明方式、内在逻辑及理据》，《政法论丛》2018年第4期，第15页。其义务主体主要指向具有数字权力的企业与部分公共机构，而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构成了对抗与合作的深度交融关系。
[29]在很多情形中，防御与合作的界限非常微妙。制定并组织实施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无论我们将数字人权视为第四代人权，还是将其视为传统三代人权的转型升级，数字人权都对传统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数字人权对人权法提出了挑战，应设计符合个人/集体—数字权力主体—国家三元结构、同时能够有效应对侵害与合作深度交融关系的法律制度。第一代人权为公民与政治权利，包括生命权、平等权、言论自由权、宗教自由权、财产权、选举权等权利，主要反映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至第21条，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1953年的《欧洲人权公约》中。[24]丁晓东：《个人信息权利的反思与重塑——论个人信息保护的适用前提与法益基础》，《中外法学》2020年第2期，第345页。
例如法国宪法委员会在2009年作出裁决，指出由于网络传播对于民主生活的重要性，言论自由就必须包括网络接入自由的基本权利。[100]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47页。
根据这一归纳，第一代人权的权利主体为个人，义务主体为国家，二者关系主要是防御关系。其后，瓦萨克又将人权代际理论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三个概念分别对应第一、二、三代人权。
此外，宪法规定了大量的社会权与平等保护的条款，这些条款反映了我国宪法对于公民生存权、发展权的高度重视与认可。参见齐延平：《个人本位与类本位张力中的人权观》，《政法论坛》2018年第6期，第3页。
[28]在企业合理、公开、透明的前提下，企业所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例如可以为用户提供精准的定位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价格更低的产品。[116]而数字基础服务权利的主观权利属性表现在，数字弱势群体针对国家和科技企业具有请求给付权利，以及平等保护或分享权利。本文从相关理论与事实出发，首先论述数字人权的新型权利特征。《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此外，《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52]如果没有个人数据权利对企业进行合理制约，公民个体就可能陷入各种消费欲望的支配之中，无法进行更为深入的知识积累与理性反思。
[38]侯健：《人权何以成为人权：证明方式、内在逻辑及理据》，《政法论丛》2018年第4期，第15页。一般而言，人权是每一个人实现其正当人性需求的权利，[33]只有那些较为重要，具有高度优先性的权利才可能构成人权。
[122]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高等教育》2018年第9期，第6页。从实证法角度看，数字人权在我国和域外国家构成了宪法基本权利。
[30]Ari Ezra Waldman, Privacy as Trust: Shar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69，2015， pp.560-590. [31]丁晓东：《法律如何调整不平等关系？论倾斜保护型法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框架》，《中外法学》2022年第2期，第445-464页。再比如各国的数据权利立法都规定，一旦出现数据泄漏的情况，数据主体必须及时采取各类补救措施，并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通知个人。一方面，数字人权提出了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或数据被保护的权利，并且上升到了宪法基本权利的高度。[80]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特朗普被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封杀等事件的发生，更多人意识到，在数字化时代丧失数字接入权，个体可能面临社会性死亡。
[85]《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每个人都有权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以《宪法》第38条规定的人格尊严为例，公民接入互联网与注册和使用社交账号，获取数字身份的权利，本身就是一种人格尊严的体现。
[121]最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规定了大量的目标性与政策性的基本权利或人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人权就不具备基本权利或人权属性。[118]张曦：《权利泛化与权利辩护》，《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36页。
首先，无论人权的人性价值基础，还是中国与国外的宪法基本权利体系，都为数字人权的人权属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4]就制度设计而言，集体权利往往通过对义务主体施加责任来实现。
